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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跨越大洋的感激--美国芝加哥城市学院副教授苏索才

发布时间:2012-05-21  点击:

作者按:值此母校西安外国语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我提笔写下我的大学生活, 以表示对培养我的老师们和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感激之情。

我是一九八三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入大学的。当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本村的一个同学从高中给我捎回一个橘黄的信封,说录取通知书来了。那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和家人刚从地里干完活回来,正准备吃晚饭。我急忙打开信封,内有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上面盖的大红印章。我的焦急不安的心开始放下了。经过了苦苦二十几天的等待,我和家人终于盼来了好消息,高兴和激动自不待言。只觉得累了一天的筋骨和绷了一个多月的神经放松了许多,真想大喊一声我考上了。父母长年累月被日光晒的如灰的脸膛挂上了笑容,兄弟和妹妹也唧唧咂咂地笑不拢口。在我家族的历史上和有百十多人的村史上,我成了第一个大学生。

从接到入学通知书到开学有二十几天准备时间。家里请来了一个木匠,给我做了一个木箱子,做好后,父亲用肩把箱子扛到四五里外的村子将它漆成红色并印有花纹。然后我向粮站缴了公粮,到公社办了户口转移手续。当时的连阴雨下了一个多月,小麦难以下种,道路泥泞得连架子车都难以通行。开学前一天晚上,我一夜都激动得难以入眠。天刚亮,我和家人抬着裹着塑料纸的箱子,身上顶着从化肥袋子上剪下的能够遮体的塑料纸在雨中步行了十八里路赶到附近的火车站,在还未来得及托运行李时火车已经进站。我匆匆地买了张车票,那是我第一次乘火车。我的行李第二天到达。

我穿着家人在县城买得的确良衬衫、裤子和一双白色的球鞋,带着一个跨肩式的、长系的人造革皮包和一把旧式的长把雨伞,在当天下午到达了校园。我怀揣着大学通知书和我的梦想从接站车上踏进校园。站在宽敞的教学楼前的广场上时,我有掩饰不住的兴奋、骄傲和一丝困惑。大学,这种神秘的、将千千万万的同龄人拒绝在门外的庄严的殿堂,此时此刻就在我的面前。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从此我的人生将踏上一条同我的父辈不同的道路。父母的辛劳和我的努力给我铺就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我有按奈不住的兴奋和自豪。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掠过一丝凄凉、陌生和无奈。告别了家人,来到四百里之外的异地求学,对我是个陌生的和全新的经历。我环顾四周,除了建筑物、树木、我竟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把自己的恐慌悄悄地安置起来,融入大学匆匆的人流。

当时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二零零六年改为大学)是个有一千多学生、占地两百多亩的校园,位于西安市南郊,离市中心二十里左右,有一个主教学楼,位于正门内五十米处,五层高,是校园最大和最气派的建筑。主楼西侧偏南是五层的男生楼,即是我的宿舍,我被安排在516 房间;东侧是五层的出国人员培训部宿舍楼和楼前的女生楼和教工单身楼。大教学楼后面是二层的图书馆和三层的培训部教学楼,外加两个餐厅,一个大礼堂,外国专家院,操场和有五栋楼的家属院,这几乎就是外院的主要建筑。学院的正门成欧洲古典式风格,四个大柱子支撑着一个圆形弓门,上面写着西安外国语学院几个大字。

我尽量快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大学新的节奏。我学习非常用功。早上起床后我即去早读,从大一到大四,读精读课本上的文章,乐此不疲;然后去吃早餐,一个馒头和一点咸菜。从八点到十二点都在上课。我很喜欢上课,也很专心,各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下午有一个多小时的午休,然后继续上课,课后一个小时就是晚饭。晚饭后我经常与同学散步半个多小时,然后自己上晚自习,做作业和预习功课。由于学校安排的课多,学生支配的时间少,加上课外活动仅仅限于跑步和篮球,冬天这两项活动由于气候原因也经常中断,我们把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学习上,不在教室就在图书馆学习。图书馆经常是爆满,需要很早去才有座位。

不仅我是这样,那时的大学生都很专一,除了学习之外什么都不想,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把自己的专业学好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国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门开始向国外打开,需要很多与外语有关的人才,想到将来要当国家机关和公司的翻译、大学教师、导游和其他与外语有关的工作,我们都很激动,也觉得责任重大,唯有努力才能胜任要做的工作,以不愧于国家对我们的培养。那时的大学生是天子骄子,是全国人民羡慕的对象,因为仅有百分之四左右的高中毕业生才能被大学录取。我们为自己骄傲的同时,也主动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连在一起。那时每个星期三的下午都有政治思想教育,老师给我们讲先辈们的成才道路,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这样的教育贯穿了大学的四年。

大学一二年级上的都是基础课:英语系开设的课程有精读、泛读、口语、听力,侧重点在英语语言的发音、词汇、句子书面和口头表达。上课以讲解为主,学生记笔记和背笔记。课前有预习,要查大量的陌生的单词,课后要复习,紧扣课本,整天背精读课本上的词汇和文章。课外涉猎的东西的并不多。我的课外阅读,包括英美文学名著,很少,大量的阅读则是到了美国读博以后。当时开设的基础课和辅科几乎占据了所有时间,但是我经常去杂志室,阅读时事、医疗、文艺等方面的文章。三年级才是提高阶段,是我最有收获的一年。我有幸遇到了大学四年里配备最强大的教师阵容。周龙如老师教我们语法。周先生为人谦和,知识渊博,是英语语法权威,又是一个心底慈善的老师;付守超老师教我们精读,她年轻有为,早在北外留学时因为优秀被送往加拿大留学两年。口齿清楚,语言基本功扎实;李嘉祜老师是有名的《汉译英教程》的作者,教我们英汉翻译,有很强的翻译功底,尤其在注重英语原文理解方面。记得短短的一段英语原文先生要花上一个多小时讲解,要我们仔细体会英语句子的意思,用词和文体; 惠宇老师教我们写作。一九八五年他刚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经纶,深得英语写作的秘诀,以全新的方式叫我领略了写作的乐趣和方法,使我终生受益。后来我能在美国大学教授英语写作和文学,我得感谢在惠老师课上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贺富考老师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教我们短篇小说欣赏。 这是我大学修的第一门英语文学课。贺教授对每篇小时都有独到见解。他给我们讲故事中的人物、冲突、主题、和语言特色,让我觉得文学丰富有趣。以后在四年级,我有幸又修了两门文学课。当时正在西外讲学的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英语系主任莱斯特·巴博博士给我们上美国文学。这是门比较难的课,因为英语是我们的外语,文学又很难学,可是他的课本选的很适宜,不难也不简单,叫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百多人的大课上带着感情地、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爱伦·坡 的爱情诗《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 和短篇小说《阿曼特拉多 的酒桶》The Cask of Amontillado),让我觉得大声朗读竟这样有趣;杜瑞清老师教我们现代英国小说选,使用的是他自己编选的影印教材。杜老师是全国选派的首批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英语口语是他的同辈中最好的,他用词准确,语音语调自然,对所讲的作品非常熟悉。他对英语语言的掌握和对文学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使我大开眼界,觉得一个外国人能把英语和文学掌握到这种程度让我羡慕不已。从这些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专业优秀,我以他们为榜样,高起点,严要求,使我的英语阅读、理解、翻译、赏析、写作有了突飞猛击的发展。同时先生们对知识的追求、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爱护、和同学之间互相比拼、孜孜以求、专业报国的求学精神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我在学习上的上等表现不断地给我增加信心,激励我再接再厉,勇攀高峰时,我的贫困的家庭条件也让我感到窘迫和无奈,但并没有使我消沉。家境的贫寒反而成了激发我更加努力的动力。那时每学期放假,我即回到家里,先乘西安去韩城方向的火车,在甘井站下,然后坐半个小时的机动三轮车到家。火车上的人大部分是铁路沿线的农民,皮肤黝黑,衣着朴素到近乎贫寒,上面络满补丁和灰尘。三轮车上的人皆是方圆几里的农民, 衣服的破烂比起火车上的更甚。他们坐在简易的三轮车拖斗的两边,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中间。拖斗的顶棚是司机自己搭建的遮雨和太阳的一种低劣粗糙的合成材料。此情此景和大学窗明几净的校园构成巨大的反差,也使我觉得我是多么幸运能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来到另一个世界求学。父亲早几天就注视着三轮车到达的时间。他站在村头,期盼着我能从车上下来,接过我的行李。在我大学和研究生的七年里,他的那份期盼和重托都写在他的眼神和等待中,让我觉得如果我在校不努力我是对不起父亲和家人的;即使我再努力,也比不上父亲和家人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苦的劳作。我只有加倍努力才会安顿我的心,虽然父母从未问过我在大学的学习。

家里的经济情况在我大学的四年中没有任何大的改变,一切仍很贫困,一件各十几元钱买的蓝色的和黄色的罩衣陪我度过了我的大学四年。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家里终于搬出了居住了十多年的土窑洞,但新建的砖窑仍空空如也,除了门口放的一张粗糙的桌子,没有一件家具。那时大学学费全免,家庭困难的学生每月有助学金,我每月有19.5 元,生活费基本够了,但是学生自己要付书本费和其他费用。每学期开始家里仍为凑不够几十元的书本费而发愁,但我们没有被贫困击倒。相反,父母为能在这样的穷家庭供出我这么个大学生感到自豪。村上人尊敬的眼神让我的父母脸上有了光彩。这种光彩曾多少次掠过大字不识几个、木妠、老实的父亲的和只上过几天学、把她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母亲的脸庞。在我在外住校的中学的四年中,母亲不辞辛劳地、毫无怨言地每星期给我准备好换的衣服和要带走的干粮和咸菜。在学费实在无着落时,一个围者灶台转的农村妇女也不得不收起自尊去外面借我上学的费用。父亲和母亲是中国千千万万父母中最普通的两位,能看到他们辛老的结果在我身上实现有莫名的安慰和骄傲,觉得再苦心理也是高兴的。我开学时带上家人凑到一起的钱,有时三十元,有时四十元,有多少带多少,用来买书和生活补贴。有时妈将她省吃俭用卖鸡蛋的钱攒下来,在我临走时悄悄地塞给我,让我过得好一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甚至更苦的同学大有人在。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读书的一千多名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占了多一半,生活都不富裕,即使家境稍好的来自宝鸡、咸阳和西安的城里的同学,他们的衣着仍很普通,没有很耀眼和华丽的衣服,皆以朴素、大方为美。夏天,男生一般穿着几元钱的套头衫,女生穿着几元到十几元的淡色的素华长裙。城市和农村的同学在衣着上差别不大。大家融洽相处,比学习、比努力、比成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进入大学的第四年,同其他学生一样,我也在考虑我以后的工作选择。当时的毕业生都服从国家的分配。北京的外交部和其他国家机关、西安的机械、外贸、纺织、有色金属等进出口公司、旅行社和大专院校都是我们毕业生常去的单位。我当时想的就是留校成为一名教师。那时对大学老师特别羡慕,觉得他们很神奇、有知识、有涵养、有地位。我所在的中学老师从大学毕业的都很少,有许多他们都讲不清楚的问题,经常在课堂上不知所措。现在有人能教大学,特别是能留在母校教课,那是多么了不起和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最好的毕业生才能留校。我于是考虑到考研,我要成为我敬仰的大学老师的同事,我也想用我的知识和为人影响一代学生。

一九八六年底,我决定报考本校的研究生。放假后我们那一批旨在考研的同学在学校多留了几天,准备各门功课的考试。春节后我们又提前几天到校,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和二外辅导。那短短的两个星期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年级学习最好的学生聚在一起投考自己心目中的学校。那时校园里空空如也,师生都在放寒假,有几间教室开着,让学生们上课和自习使用。有一个食堂开放,给几十个学生备饭。饭菜比平时更为简单,有馒头、米饭、炒白菜、豆腐和很少的肉菜,可是我们不介意这些。大家在一起上课,一起吃饭,还有交谈,时间过得非常快。临考的前一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想犒劳自己一下,到附近的一个牛羊肉泡馍馆,每人花了两元多钱,大家一起坐下来,边聊天边用手指一点一点将烙好的饼子掰成碎块,然后交给厨师烹煮,那是我第一次吃牛羊肉小炒泡馍。节日的喜气、同学的友谊使得这一顿饭吃得格外幽香,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中。三月底四月初研究生成绩已经出来。我以总分第二、写作分数第一的成绩被本校录取,心理非常激动。西外那时的研究生很少,一九八七年我毕业等待上研究生时全校总共有二十几名研究生。

转眼间我的大学四年就结束了。四年里我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对英语语言、历史、文化、文学有了相当了解,同时,大学也扩大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增进了同学的友谊。三年级毕业时,我的译文在《人文地理》上发表,我被评为年级的学习优秀生。四年级毕业时,我成了一百四十多名英语系毕业生中五位获得阿蒂列·彼得斯奖学金的学生之一。我从大学收获了知识、信心和信念。我为我的大学感到自豪。

今天,在远离祖国的太平洋的另一边的美国,在我的不惑之年,我拿起笔写下将近三十年前的我的大学生活,还了我的一个夙愿,有万分的感激和留恋。衷心感谢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家人和我一起奋斗的同学们。 几十年来我的大学生活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一块心事,催着我把它写下来,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疏理、追忆,回顾我怎样在大学的摇篮里从一个见识少、学识浅的农村子弟成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青年,更重要的是通过我的示例展示当时的一代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理想和信念,在物质资源都不充裕的情况下,为了大学生这块耀眼的称号,自强不息,奋发图强,谱写了那一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母校任教七年直到一九九七年来到美国攻读美国文学博士学位。今天我能成为美国大学的一名美国文学和英文写作教授,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我得深深感谢在大学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学到的人生信条。即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目标明确,信念坚定,并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梦想和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就能够成为无愧于时代的大学生。

感谢母校!祝福母校!

【作者简介】

苏索才,美国文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城市学院副教授, 教授美国文学和英文写作。1983 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系, 1990年毕业,获英语语言和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7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鲍林格林州立大学 和印第安纳博尔州立大学, 美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4年受聘芝加哥城市学院, 现为该学院终身教授。在《外国文学》、《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人文地理》、《神州学人》、《中国研究生》、中国翻译网、《后殖民研究》(JOUVERT: A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宗族研究》(Ethnic Studies) 等刊物和各种论文选集有多篇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