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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西外

忆母校,能不忆恩师——陕西省政协常委陆栋

发布时间:2010-06-28  点击:

母校即将迎来自己50华诞。作为曾是西外学子并在其间工作生活数十年的我,自然感慨良多追想翩翩,我想起“五十而知天命”的话来。离开母校忽忽有五载,当中曾回过去几次,每次都会觉得又变了 。与其说母校届“知天命”不如说更像一个总角之年的孩子,变高了,变得更亮丽了,似乎不断在想造访者展示自己的风采和美丽。母校开始踏上复兴的康庄大道。

我自1985年入学,在母校生活了四十又五年。校庆大典将至,在奔走相告中,常常跌回过去的年月,被思绪牵着,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在纷至沓来的回忆和思念中,似乎赶上多于安慰,算出多于快乐。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由于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我们的教育理念,制度安排,管理技术不仅封闭落伍,而且犹豫传统的小农思想的作用,难以消除鄙薄的成见,抛弃狭小自满的意识,我们远未把握并积累自己应有的细想资源和文明传统,偶们尚难有智慧和勇气去直面并缩小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差距。“外院穷,穷外院”的状况始终伴随左右,知道改革开放深化的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我的大学和留校后的工作生活与所有同学,同仁们一样,差不多是在四堵围墙,几栋小楼,“三点一线”(饭堂,食堂,宿舍)的环境中度过。印象深的,大都是经过无意识编制的那些宁静的不连贯的场景,比如在操场边做的麦田里犁地浇水,比如现在的接待中心曾经是牲口圈,我们去起粪,喂猪喂羊,还有几条被梧桐树遮蔽下的校园小道,秋风乍起,便铺满了金黄的树叶。当然,回忆中较多的海狮人,是那些足难出户,甘于寂寞,为母校的成长,发展呕心沥血的老师工友们。

我入学时,学校全名是“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次年,奉命改为“西安外国语学院”,增设英语专业。记得当时年纪辅导员动员同学改学英语,犹豫“这是资产阶级使用的语言”的社会偏激,报名者寥寥无几。我仍然守着“伟大的无产阶级交流工具”——俄语。却是命运的拨弄,思念寒窗,终于1962年中苏恶交,俄语如同过时的商品,瞬间了无市场。62200余名莘莘学子,大多该行,纷纷去了陕南陕北。我因兴趣爱好广泛,又担任过多年学生会文体部长,被曾任团委书记,时为图书馆馆长的刘健师相中,留校进了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馆的采购员。我爱书。在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全身心投身到书的海洋,是如何的惬意和幸福!真可以用“如痴如醉”四个字来形容。在与书为伴,与“文化大革命”为伴的漫长时日中,在图书馆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这是我一生中戏称“黑色浪漫”的一段难忘岁月。我利用“职权”,泅游在古今中外书刊的海洋。特别是被红卫兵查抄堆砌如山的乱书中,我不断地“淘”着自己喜爱的书,兴趣从俄罗斯文学到法国文学,英美文学,日本文学……从文学到历史,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我真正尝到开卷有益的乐趣,体味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含义。我捧读每一本书,想起旧时文人常用的一个绝妙好词:把玩。的确,当你无意中“捡”到一本好书,在迫不及待阅读前,能细细地将它“把玩”一番:书的开本,书的装帧,书的封面,以及书的作者,出版者…..都会令你感到是一种学问,一种探索,一种享受。

如果说,是命运和机遇让我接近书,获取许多课堂,社会未曾能得到的知识和乐趣,那么,引我去接近知识殿堂的引路人,更值得缅怀和纪念,那就是我许多师长中最难舍难忘的恩师:张治平院长和于宪宗老师。两位恩师都已经作古。本来,我在他们先后仙逝之际,应当写点什么,以寄哀肠,却因为懒笔,不知写什么好,常是怔怔呆坐,四周一片寂静。

后来,随着时间退役,俗务缠身,更难提笔。不过,两位师长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特别是一些细节,一些情节,那样生动,鲜活地在眼前出现。而他们的为人处世,他们的精神风貌已化为我灵魂深处的一幢砖经幡,我为之称幸和自豪。

我记得,当我留校跻身教工行列之后,每每遇到院长和于师时,我多会恭敬地鞠躬致意。这几乎成了下意识的隶属不是一般的谦虚恭敬,在日益少见应有的明礼诚信的环境中,我这发自衷心的敬意,是在因了他们两位给予我不仅是常规层面上的教育,授业和解惑,更是难有的精神和文化熏染和陶冶。而且,不独对我,对许多我的同窗,一批又一批有幸与两位尊师同处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受。正是两位尊师以及其他诸如吴启钧师,李萃麟师,刘健师,朱明扬师等等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的老师们的人格操守和敬业奉献精神,才赋予外院以活力,以生气,以灵魂。我们在清冷寂寥的四堵墙内,不以方圆的狭小而自惭形秽,我们在日复一日的“三点一线”中,不以模式化的生活而形影相吊,哀叹清苦。我,至少是62级的同学们,真心诚意的敬重老院长和于宪宗师。而就我这个“特别活跃”的人,更有许多特殊的感受,可以也应当将心言胸臆传给后来的校友们。

张治平是一院之长,却儒雅的很,几乎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他善待每一个教工,学生。他常深入课堂,食堂。他对任何迎面而来的人,多会颔首致意。他的衣服永远整洁得体。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周六,院长总要率众领导检查全院卫生。一个清洁客人的环境,才是安身立命,安心学习工作的所在。教育的理念不独存在于每一节课堂,每一场报告,教育的价值正是从每个角落,甚至一桌一椅,一树一木向人们显现展示。记得院长常常在节日文艺汇演前,拨冗到礼堂观看各单位,各年级的排练。一个身影,一次参与,一个微笑,都足以使人摆脱尊卑上下的枷锁。最难忘的是我与法籍专家让·米里拜耳在搞明代地方史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和难题,我们受到旧思想,旧规矩的许多禁锢和限制。然而,校长自始至终非常理解我们,支持我们。一次校园中不期而遇,老院长走近握着我的手,很深情的一板一眼说:陆栋同志,我代表学校感谢你,你在做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工作。要坚持下去。这位从马来西亚归国的,被誉为教育家的院长,平素甚少带感情地说话。这次我被深深感动了。我激动地转告让·米里拜耳,转告给关心支持我们研究法兰西学院院士,汉学家汪德迈等法国朋友。我们在老院长的真诚关心,支持下,一项与外语学院教学似乎无甚关联的明代地方管制的博士论文研究,经过六年的含辛茹苦,终于获得了成功。我有幸被巴黎第七大学邀请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担任法国高等学校有史以来首位中方主考。论文获得最佳评语。让·米里拜耳因论文的价值和填补法国汉学研究的空白,而荣获为数不多的法国国家博士头衔。1985年法国政府为表彰我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授予我文化艺术十字骑士勋位和勋章。在此后的庆贺表扬中,我时时感受到这位老人的那双无力却十分温暖双手的巨大感应力。我深感以为具有远见卓识胸襟广阔的人,他的举手投足,他的言表情感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大概就是领导艺术的真谛吧。老院长还是一位爱书同道。记得有一年夏天,院长散步乘凉,穿着朴素的老式短袖衫,突然来到我家平房小屋,问我在读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书。在简陋的我是兼会客室,书房的空间里,其乐融融的谈话无拘无束。谈话内容已不复记忆,只记得临别前,老院长特地向我借了好几本书,都是有关明清的笔记稗史和明史研究方面的。老院长十分重视图书馆工作,重视图书馆的利用情况。一所高等学校,图书馆就是它的基石它的根底,它的形象,它的未来。院长由爱书而及关心图书馆,所以常常在晚自习时,悄悄地巡查各阅览室,使值班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倍觉温暖亲切。

这就是一位教育家,高校领导人的风范和气度。我想起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政道”和“师道”的古训。古人说,为政之道在发政施仁,还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仁义暧昧,人际关爱难求的年代,在人欲,物欲横流,真善之地也躲在制造冷漠的时日,不更感到古人所言之精辟和确当吗?联想老院长不禁使人感慨系之,难平胸臆。可以讴歌老院长的事迹何止百千,我最深切的体会,是老院长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忠心。他是通过以身作则,去激发每一个为师者发一种良心的自觉,使之能自动自觉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甚至优良的教师。在院长身上,绝难看到他把教育当做换一个“混饭”“赚钱”的手段或行当,从院长的一言一行中,丝毫没有功利主义的流露和痕迹,时时处处应验了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神圣”的意义,实为我们树起一个为政为学的楷模。因此,与这位瘦弱矮小的院领导相处,每每令人自省自惭,他的仁智胸怀使人不得不去仰视他,追随他。我忽然悟到了古时奉“天地君亲师”为吴尊的一些道理了

令我难忘的师长还有于宪宗老师。这是一个博学多才却又狷介不阿的人。他受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不公正的对待。能置非人性的遭遇不顾而继续追索美丽的任性的教学,这需要何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支撑。于师执教俄罗斯文学史,课时量很少,每月大约只有两次四节课。然而,由于他那充满爱心和爱人情感的吸引,同学们都早早去占领大教室的第一排作为,以便仔细聆听那带有浓重东北口音的情智并茂的讲课。我们常常沉浸到美妙的俄罗斯艺苑中去,我们至今还能背诵一些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是个,还能津津乐道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大小托尔斯泰做瓶中的故事情节,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巡回展览画派中的苏利可夫,列维坦,特别是列宾等的绘画,也正是通过讲师的引导,我们才有所了解和欣赏。我们从于师的课中享受到了如此丰满的精神大餐,以致对60年代饥荒而造成的困难和苦痛,几乎都很少受影响。我们能不以物质的缺乏而匮乏,不以精神的虚脱而虚脱,在人心昏乱陷溺的情境中,正是于师不辱使命地为创造纯正心灵而执着奋斗的结果。大学时的师生之情,后来发展演变成情深意切的同事之谊。我们经常互相串门,谈论文学,绘画,音乐和人性。我们当时虽很少涉及极左政治,但对摧残人性东西的痛觉,还是时时从他愤懑的语句语调中流露出来。后来,我们发现彼此都有喝一盅的小小嗜好,于是话题变为更为生动活泼而逸趣横生了。我记得当年促膝长谈之后,我会“亢奋”许多时日,现在回忆起来,这不正是于师在效法前代圣哲。弘道淑世的志节么?对尚处优质昏昧一如我辈来说,于是不正是王阳明所言的:“起向高楼撞晓钟”么?可惜的是,在我奉命要离开母校去从事专职民主党派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很少去和恩师聊天,也少了“把酒话桑麻”的机会,后来我再难有此人伦之乐,真是不胜怅惘痛惜。

于宪宗老师像是一座矿。他似有挖掘不尽的“财富”。我感到,在许许多多天赋才干中,最令人感叹的是他的情感,他的爱。他爱国,爱家,爱子女,爱学生;他爱书,爱文学,爱历史,爱音乐绘画,他还爱动物,爱花草…..举凡与生命,与思想,与感情有关的事物,他都竭诚以待,倾情为之。这必是一个有广播胸襟的仁者智者才可如此为的。坦率地讲,我们许多同学正是通过于师的课,通过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我们才领悟并去追求世上弥足珍贵的,最具力量的人的感情:爱和尊严。这种情感教人要重视人际相处关心的准则,它要求人在精神上要能体恤分担他人的痛苦,真是以爱和尊严为核心的人的情感,才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良好的精神互动,使人们在灵魂上相互沟通,也正是这种情感,可使人能够并积极去掌握人生的价值,树立自己乃至群体在内的人格价值观念,毁誉得失难动于衷,荣辱进退可以不计。历史社会于是而不断趋向协调和谐,世上众德也将源此而不竭如泉如涌。

我们几乎不相信已经恢复健康可以在校园散步的于师,会突然忍心抛下这个世界。他还是离开我们,离开这个曾令他爱恨交集,对他的深沉无私的敬爱却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我们心底,留在所有受惠学生的心底。这是死亡所部能消磨吞噬的人类最可宝贵的生命与活力。于老师万年终于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安顿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受于师“师道”的感染,在于师的支持,鼓励下,“文化大革命”恶魔一结束,学校“百课”待兴,我勇敢地提出为同学开设讲座。那是日本电影《望乡》风靡全球,收到文化禁锢十年之后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层的大加欢迎。我于是广泛收集资料,历时一月的准备,以“《望乡》——日本批判现实主义四场的宣扬”为题,向全院师生张贴海报开讲。一间大课堂,坐的满满,我记得正中偏后端坐着于师,他一如既往,脸上挂着隐隐的笑容,这是令人定心的一种鼓励,一种扶持,我在稍稍紧张之后,便将一月来积累如山溪般倾泻出来。讲座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得到全场热烈的掌声,我激动地都流出了眼泪。许多老师朋友都走过来和我握手。这一次成功的选择,增添了我的信心并从此奠定了我从教的基础,叫我如何不欢呼雀跃!

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日后能编写教材,开设新课,撰写论文,都赖于宪宗等师,家还有我的妻子的鼓励,而十余年在图书馆的工作,也给予我不小的帮助,正应了“厚积薄发”这句老话。

难忘西外,更难忘教我育我的恩师们。虽然离开学校仅短短几年,每每返校时都能看到不少新的变化,新的面孔。但不论怎样,过去年月里那师生的严谨,同窗的友情,多姿多彩的文艺活动,甚至勤工俭学,下乡劳动的艰苦辛劳,都因没有矫饰,不曾虚度而留下充实的记忆,并融化成为我的生活一部分。

在母亲50华诞之际,我无力送去精美的礼物,只能将一束良知未泯,忠耿未减的情愫奉予。我企盼西外的校友们珍视在西外的美好岁月,并将此作对后来人的奋进动力。我衷心祈愿我的母校在面向21世纪,面向世界的征途中,勤奋严谨地向一切人类先进文明学习,并不断锻炼超越的思维和眼光,在团结,凝聚所有西外人的基础上,攀登教育殿堂,创造教学辉煌。

---摘自《西外撷英》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