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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俄专夯实俄语基础——我校俄语1954届校友寇清林发表于《西安晚报》的文章

发布时间:2016-03-16  点击:

□寇清林

我曾经当过多年的俄语翻译,至今怀念六十多年前在母校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上学的岁月。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即如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它成立于1952年,由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两校的俄语系组合而成。起初,这所学校只有俄语这一个专业,有两个年级四个班,学生只有一百多人。之前,我在兰州大学俄语系上学,1952年,我们从兰州迁往西安。

[作者(后排中)所在班级的团小组]

没有大门的高等学校

1952年秋天,我们一行70多个学生和俄语老师鲍凯由兰州坐火车前往西安。当时兰州到西安的铁路刚通,路况不太好,都是简易车厢。清晨从兰州出发,到第二天晚上才到西安。下车后,天还下着小雨,交通不便,我们只好暂住在解放路旅社。第二天步行前往学校所在地——城南的八里村。

一到学校,眼前的一幕使我们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这是个啥学校啊!连个大门都没有,像个工地,只有几排平房。前面一排是行政人员的办公地方,东边几排是学生宿舍,后边两排是教室,西边几排是教职工宿舍。学校没有操场,没有食堂,灶房是临时工棚,旁边是和陕西师范学院公用的水塔。师院和我们学校一墙之隔,连两校领导的用车都是互用的,每到周末演露天电影都是互相往来看的。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学生就餐时一圈一圈围蹲在地上,好像野外宿营露餐。尤其冬天天寒地冻,饭菜凉得很快,吃下肚去简直是透心凉。由于没有操场,早上我们就长跑到小寨,返回时浑身湿透。教室也没有取暖设备,那个冷啊就不用说了。虽然条件很差,但我们的体育老师艾老教授认真负责,克服困难想尽办法,把学校的体育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很快食堂就盖好了。一日三餐高桌子低板凳,吃着热乎乎的饭,觉得很满足。操场也修好了,各种器材也备齐了。上体育课、晨练方便多了。当时全国开展了一种体育运动叫劳卫制(劳动卫国制,向苏联学习的),分三个等级,每项达标就发一枚奖章。项目有长跑、短跑、投篮、引体向上、跳绳等。我第一次得了三等,第二次得了二等,其他都达到一等。

当时的教学条件也很差。老师没教材,学生没课本。整个专业课程只设有文学、翻译、语法。除语法有课本外,其他都是老师们到处收集点儿短文,用草书字体刻在蜡纸上油印发给同学当教材。工具书仅有一本陈昌浩编的砖块俄语词典,更没有什么课外阅读资料。

当年我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上学全靠公费。学校管吃管住,每月还发两块多钱生活补贴,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和零花,这我就非常满足了。1950年从家出来时,我只穿了一件单棉衣,经过两年多的折腾已经不太遮体了。我平日省吃俭用,还节约了4元钱,1953年冬天,我用这些钱给自己做了一套里外三新的棉衣。

我的个子虽低,身体却很好,爱好多,还参加了学校乐队,每逢周末舞会伴奏是缺不了我的拉提琴。记得元旦校庆时,我班班主任余江志和俄罗斯老师江申斯基的夫人导演了两部俄语话剧,其中名为《石头》的话剧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我演主角小石头。另一部剧反映的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生产情况,我演主角老队长。这部剧演出效果都很不错,简直震了全校,主要原因是全剧都讲俄语,合大家口味。

我在班里群众关系很好,积极向上,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和同学的拥戴,因而在班上从当小组长、团支委到班长,直到毕业。

[作者在西北俄专的毕业证书]

母校周围曾全是麦地

我们刚进校时,学校周围全是麦地。西边不远处隔个马路是西安政法学院,南边通过一片麦地是结核病院,西南边约二里处是吴家坟小镇,后边是一片旷野。四面基本上没有遮拦,高音喇叭一响,整个南郊似乎都在震响。我们学校在平操场时,还见到不少的骷髅,这里原先大概埋过人。校内能见到各种昆虫乱爬,有位同学睡觉时不知什么虫子还钻进了耳朵。1953年秋曾发生了一次食物中毒事件,很可能与这些虫子有关系。有天食堂蒸菜蟒(菜卷),当天没吃完,第二天回笼后再吃,结果几十个人上吐下泻。不停有人要送医院,把唯一的一辆吉普车可忙坏了,省、市委还派专人住校指导救护。整个事情闹腾了两个多礼拜,情况才好转。

学校离城说的是八里,实际还要远一些。每逢礼拜天早上,总有一些农民把马车赶到校门口,让学生搭乘进城,每人一毛钱拉到南门。我是坐不起的,需要进城时,九点钟一吃完饭就步行往城里赶。当时礼拜天学校只开两顿饭,下午四点钟赶开饭前就得回到学校,不然就会饿肚子。班里有个同学爱看秦腔,他常叫我一块去易俗社看早场戏,我们买张站票站在楼上看场本戏,两点多戏收场后,就往学校赶下午饭。如此生活也觉得其乐无穷。

1953年全国掀起了一股俄语热。国家号召大家学习俄语,因此到处都办夜校、突击班。暑假时,上级指示让我们学校派一批学生去兰州高校辅导青年教师。学校在我们年级挑选了十五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由张庆春教授领队奔赴兰州。火车到了宝鸡,前面铁道有问题,我们只好留宿。找到旅社后,却客满,只能安排张教授住宿,我们十几个学生娃实在没法解决,最后旅社的人说:“附近半山上有座庙,那里地高风凉,又没蚊子,要不你们去那里看看。”我们便背上铺盖卷,穿过了几道地埂,上了那座破庙。庙堂没窗没门,凉风呼呼,空气新鲜,地也平坦。我们就各自选了一块地铺上被褥,人困马乏,别的也顾不上了,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火车到了天水,又遭洪水泛滥冲断铁路,又在那儿待了一天,三天多才到兰州。我被分到兰州大学理化组,虽说给人家辅导,倒不如说是互相学习提高。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954年2月,我毕业离校,在人民大厦做俄语翻译。两年的学习,夯实了我数十年工作的基石。

工作后,我还回母校了两次。一次大约在1956年,同一位苏联专家去找校领导王敦瑛去常宁宫打猎,在学校停留了不到二十分钟。又一次是在1957年秋的一天晚上,同一位苏联使馆一等秘书去学校,向俄罗斯后裔宣布返迁苏联政策(当时苏联政府让所有在中国的俄罗斯后裔返回苏联,学校有几位俄罗斯教师)。

母校后来几度易名,从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再到西安外国语大学,名字虽然变了,但仍是我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母校。

以上资料来源于:西安晚报2016年3月6日 “文化纵横·西安地理”版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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