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6日，《<汉法大词典>专题研究论文集》《黄建华词典学文集》发布暨黄建华教授教学科研六十年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国家级特聘教授、我校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王启龙受邀参加、致开幕词，并以《向美丽动人的时代浪花致敬》为主题作了主旨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感谢组委会的邀请，感谢田兵教授的邀约，使我有幸参加《<汉法大词典>专题研究论文集》、 《黄建华词典学文集》发布暨黄建华教授教学科研六十年研讨会。我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般人想要参加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谨代表我本人和西安外国语大学与会、感触颇多。能有机会来到广州、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来学习和交流，我们感到非常光荣、非常幸运！更重要的是能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向黄建华先生、向广外致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广外黄建华先生主编的《汉法大辞典》已经蜚声学界，俨然已是广外最闪亮的名片之一。广外已经成为中国外语界、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词典学学术研究中心之一。这是学术界的大好事，学术界的骄傲，值得我们前来庆贺，值得我们前来学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广外这所了不起的学府、有了黄建华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的引领才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今天到这里来，首要的目的就是向黄建华先生、向广外表示祝贺、表示敬意的。
语言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窗户。钱钟书先生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如果我们把语言当成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窗户，那么学习一门语言就是拥有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之窗户的必要手段。语言能够让我们认识和了解的世界可以是超越时空的。而学习一门语言，词典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词典编撰从来都是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辛苦的基础研究工作之一。词典编撰之繁复、琐碎、艰辛、漫长等等难以言表的困难是众所众知的，这在词典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国际著名学者、捷克学者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Ladislav Zgusta）主编、1968年由布拉格捷克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Manual of Lexicography (此书已有汉译本《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胡明扬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一书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词典编纂工作者必须充分注意到，一个词典编纂工作计划的实施要花很多年，常常要几十年，要是真正大部头词典，实际会用去大半辈子时间；不仅如此，……他的全部或将近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要用于词典编纂工作。他将不得不专心致志于解决几乎每一张卡片和每一个词条所碰到的无穷无尽的各种小难题，不用说还有每天都要发生的与组织、经费、摘录员和语言调查合作人等等有关的数不完的实际问题”（见《词典学概论》汉译本第474-475页）。
而历史的实践经验也无数次告诉我们，科学、严谨的词典编撰是学术界视为畏途的最为繁重、极其繁琐、耗时费力的苦差事。我们只要稍微梳理一下词典编撰史就知道，历史上任何一部重要的词典几乎都不是按照原计划按时完成的。加萨里斯（Casares）对四部著名词典编撰工作的分析结果如下（见Fred W. Housholder, Sol Saporta编的Problems of Lexicography,p.272）：
《牛津英语大词典》：原计划13年，实际用39年，推迟率400%
《荷兰语大词典》：原计划25年，实际用65年，推迟率360%
《瑞典语大词典》：原计划12年，实际用65年，推迟率640%
《丹麦语大词典》：原计划12年，实际用49年，推迟率408%。
单语词典尚且如此，那么双语词典和多语词典的编撰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词典编撰的艰辛，有西方学者调侃地说：一个罪犯犯了罪，没有必要对他进行审判服刑，直接让他编词典好了！（见《词典学概论》汉译本第八章）
由此可见，要编撰一部卷帙浩繁、大部头的且具有学术影响力的词典谈何容易！除了编撰者要面对上述各种困难之外，还必须得有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也正因为如此，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现代科学意义的各类词典编撰都是非常落后的。就本人的有限的研究领域认知而言，我所知道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编撰出像样的藏文词典，国际学术界流行的藏文辞典都是出自外籍人士，比如1902年印度学者达斯（Sarat Chandra Das, 1849-1917）在加尔各答出版了长达1353页的《藏英词典（附梵文同义词）》（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罗凯西·钱德拉（Lokesh Chandra）1958年在新德里出版了长达12卷的《藏梵词典》（Tibaten- Sankrit Dictionary，1958）；以及苏联学者罗列赫编著的11卷本《藏-俄-英-梵对照词典》（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83-1989）等等。而当今国际上影响最大、收词量最多，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藏汉大辞典》是中国人编的。主编者是清华大学的张怡荪教授，他从民国时期就开始编撰，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了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前后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最终是在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和大力支持下才大功告成！编成出版时他早已离开北京、离开清华。辞典的编撰和出版过程令人感慨，当然也令人欣慰，因为张怡荪老先生最终赶上了改革开放，并得到了小平同志的亲自关心才最终实现他一生的夙愿。所以，任何荣辱都与时代紧密相关。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要挺直自己的腰板、挺直我们的脊梁恐怕很难；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我们不会有今天令世人瞩目的伟大的建设成就。
同样，由我们今天这场隆重的学术盛宴的主角——广外的老校长、我们尊敬的著名学者黄建华先生主编的《汉法大词典》也是诞生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伟大的新时代。从1998年开始，黄建华先生在年过花甲之年，接到国家任务，毅然承担起主持编纂《汉法大词典》的重任。这是何等担当！先生皓首穷经十余载，完成了一部七百多万字的《汉法大词典》，并且最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问世。这部大词典可不简单，我必须重复一下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这部《汉法大词典》是国家辞书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也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点建设的大型辞书项目。该词典由我国著名词典学家、法国语言文学研究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原黄建华教授担任主编，广外文科基地词典学研究中心参与组织实施，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参与编辑、审订工作。该词典收词11万余个，约700多万字，历时16年编纂出版，是目前我国自主编纂的最大规模汉法词典。
有关黄建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关《汉法大辞典》等等，在今天发布的两部文集：《<汉法大词典>专题研究论文集》和《黄建华词典学文集》中已有精彩的呈现。这里无需多说。但本人有点不成熟的感想，还是要一吐为快的。我认为《汉法大辞典》的编撰完成和最终出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的事例之一。《汉法大词典》的问世，有助于推动新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尤其可以大大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助力中外文明互鉴。我们不但需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有责任让更多的外籍人士了解和学习中国灿烂的文明史。人类文明只有相互交流才能相得益彰，才能真正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总书记还说：“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以上引文均见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由此可见，推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为国外学者、国外青年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便利，于是汉外词典编撰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而黄建华先生主编的《汉法大辞典》就是推动文明互鉴、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动实践和重要成果。事实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以黄建华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辞书人的共同努力下，辞书文化和辞书学术、辞书人才培养和辞书编纂都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坚信，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广外人希望能够通过辞书编纂、辞书研究、辞书应用为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文明互鉴做出更大贡献的宏大追求和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汉法大辞典》功莫大焉！
然而，《汉法大词典》这部皇皇巨著的诞生历程，或者说编撰历史同样更加精彩、令人动容。它是主编黄建华先生多年跟病魔作斗争的特殊环境下完成的重大成果。在词典编撰期间，黄建华先生经历重病折磨，两度住院，但他以同病魔赛跑的精神，最终战胜病魔的纠缠、克服重重困难，英雄般地占领高地，夺回阵地，完成编撰工作，令人敬佩、令人叹服之情，若用语言表达，那是苍白无力的！在我们这些晚辈的心中，黄建华先生的奋斗精神俨然是一座丰碑。这座丰碑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大时代中，用非同寻常的劳动、坚忍不拔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所铸就的，因此，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更要感谢这个时代有黄建华先生这样的学术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致敬。
不过，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早已桃李满天下，并且毫无疑问是我国现代词典编撰学的拓荒者之一的黄建华先生的自我评价却是如此谦逊。先生说：“我这朵与辞书结缘的小浪花,是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激发起来的。”他把他本人及其集大成的学术成就谦称为改革开放大时代浪潮里的一朵小浪花。而这朵小浪花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在知识和文明的道路上渡人成才、渡人成长，这是一朵崇高的、美丽动人的时代浪花！我们汇聚于此，就是要向这朵美丽动人的时代浪花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黄建华先生浪花般美丽的人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除了表示祝贺和敬意之外，我今天来这里的第二个目的是走亲戚。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多，容我一一道来：
首先，广外与西外都是新中国诞生后成立的重要外语院校。一个地处祖国的大西北——陕西省的省会西安，也就是丝路起点；一个坐落祖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广东省的省会广州。说实话，西安保守一些，传统一些，而广州确实开放得多，奋进得多。看起来我们始终四平八稳，但总是不能很快踩到时代步伐，而你们是弄潮儿，始终站在沿海改革开放浪潮之潮头，是令人羡慕的。因此，我们一直在追赶你们，可总也赶不上。但长期以来，我们之间的彼此交流、相互帮助、彼此成就由来已久，在广外这里就有我们的许多校友，有些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名宿，比如何自然先生如是。还有在座的以为著名学者章宜华教授，也是西外人。有些是近些年来人才流动，因为“人往高处走”而奔赴而来的中青年学者，比如李瑞林、魏在江、孙毅等许多富有活力的教授和青年学者。同样，在西外的专家教授队伍中，有不少有毕业于广外，比如我们西外的赵毅慧教授、张京鱼教授、王改燕教授、赵凯教授等就是广外博士毕业的，吉文凯、曾阿珊、卢珊、骆昉、肖丹力、罗津等一批年轻教师都毕业于广外。因此，可以说，我们两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彼此关照、彼此体谅，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永恒话题。
现在广外干事创业的西外人，不管他们是何时来的，在什么状态下来到这里的，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总有一段“西外人”的烙印，在我心中，他们现在是广外人，也永远是西外人，他们永远是西外的亲人。我们到这里也是来探亲的，走亲戚的。我们都真诚希望他们与广外一起成长、一起前途无量！衷心希望他们在这里一切都好。
其次，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过，当时我的搭档之一田兵教授和我，我们始终是好兄弟、好朋友。我们在陕西师范大学共事的时光是无限美好的、是彼此欣赏的。以至于他因为要投奔老师，来到黄建华先生身边工作时，有好事者悄悄问他：“你要走是不是跟王启龙关系不好？”对此我俩都觉得特别有趣。
还有一点，我们的老师——胡明扬先生和黄建华先生都是国内词典学研究的开拓者。1982年，胡明扬先生主持编撰了国内最早的词典学理论著作《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黄建华先生在词典学理论与实践方面更是集大成者。因此，我和田兵教授，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只可惜本人没有在词典学研究方面做过一星半点的贡献。当然，编撰词典之梦从未熄灭过。多年来，我一直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一直在思考，并不停地率领团队（因为工作调动频繁，团队也在变动中）搜集资料，编写词条，期待终有一天会编撰出全世界体量最大的《藏汉英大辞典》。本来这是我的一个小秘密，但因为今天喜庆，我在广外的学术盛宴之喜庆气氛影响和黄建华先生的独特魅力鼓舞下，一不小心就泄露了这个秘密。这下压力可大了，看来不干也得干了，得赶紧在未来的日子里把它完成。
一句话，西外与广外之间，我们还是应该有共同之处的，也是有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之处的。我们之间应该彼此帮助、相互欣赏、共同进步！若有可能，我真诚希望未来我们两校能够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为祖国培养出更多各具特色的精通外语、熟悉国际事务、具备专业特长的新时代的外语人才。
最后，我衷心祝愿广外越办越好！广外词典中心越来越好、名声越来越大！衷心祝愿黄建华先生、余秀梅教授健康长寿、学术长青、薪火相传！衷心祝愿广外与西外、广外人与西外人友谊长存，共同为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欢迎各位到西外传道、讲学、指导工作。
今天我就说这些，若有不妥，请多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