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克勇

1943年春至1948年春，在国民党西北统治重镇西安，活动着一个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秘密情报小组。它的领导人就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7年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敦瑛先生。

王敦瑛，190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黄县。1934年8月奉调赴莫斯科，参加“积极工作训练班”，接受侦察、报务、爆破等情报专业训练。1935年5月学习期满，秘密潜回东北．在苏联隋报人员米列尔的领导下，搜集日本关东军清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苏联空军自愿队援华，王敦瑛受克格勃派遣，以俄文译员的身份进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6月，转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以苏联军事顾问团译员身份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1940年，以毛斯科夫斯基、施克雷巴为首席顾问的苏联顾问团相继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后改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西安绥靖公署）顾问军事。王敦瑛随行担任译员。1943年春，苏联政府出于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撤回了军事顾问团，王敦瑛奉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的指令，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驻西安王曲）俄文教官、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后改为绥靖公署）上校咨议等身份为掩护，利用顾问团移交的电台继续在西安秘密为苏情报机关工作，并被指定为西安清报小组组长。

苏联军事顾问团撤离后，没有了公开的掩护机构，由王敦瑛直接使用电台和莫斯科联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王敦瑛向他的直接领导人、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建议，为其派遣从事电台报务工作的助手。罗申经和我党驻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协商，决定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两名电台报务人员赴西安。

周恩来把此事交由童小鹏具体承办。要选派到国民党统治重镇西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员，童小鹏深感事关重大。他把八路军办事处做电台报务工作的人员全部考察了一遍，几经比较，并报请周恩来同意，决定派刚结婚不久的杨才、龙文英夫妇承担这一任务。

杨才（到西安后化名夏中和）、龙文英（到西安后化名钱瑾）夫妇，均为中共党员，四川省人。他们辗转到西安后，在王敦瑛已选定的建国路玄风桥34号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王敦瑛将电台转移至此，由夏中和、钱瑾负责和莫斯科联络。

为便于王敦瑛在西安开展工作，应罗申请求，周恩来还把长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西北民盟的创始人杜斌皿先生（1947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及中共地下党员、教育家杨明轩先生介绍给王敦瑛，王敦瑛又通过杨明轩先生与打人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蒙定军取得联系。考虑到地下清报工作的复杂性，罗申还特意交代王敦瑛：如果和他失去联系，可以通过其他秘密渠道直接请示周恩来副主席。

夏中和夫妇为人厚道，性格随和，和周围住户关系融洽，生意也日渐兴隆。白天，“掌柜”夏中和与“店员”钱瑾、张岗（蒙定军介绍来的中共地下党员）陀活生意，晚上夏中和打开电台与莫斯科联络，收、发电报，钱瑾和张岗则负责警戒。

情报由王敦瑛搜集和提供。王敦瑛除以第一战区长官部（后改为绥靖公署）上校咨议的身份接触到一些胡宗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秘密外，还通过与第一战区长官部（绥靖公署）高参傅葆初、参谋许亚川等交往获取清报；与杜斌垂、杨明轩、蒙定军等交换情报。杨明轩先生当时家住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据他回忆，每周要和王敦瑛秘密接头两到三次，商讨时局，交换信息。

王敦瑛领导的情报小组不但为苏联克格勃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通过杨明轩、蒙定军等与中共在西安的情报组织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在紧急情况下曾多次直接为他们提供帮助。当时以蒙定军为领导（后为赵伯平）的“西安军事情报组”，受中共关中地委直接领导，据其回忆，在他们和中共关中地委秘密电台中断联系时，一些紧急情报就是通过王敦瑛的电台经莫斯科、延安转关中地委的。1947年5月，蒙定军撤回陕甘宁边区时，行前对打人国民党驻西安第七补给司令部任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安军事情报组”成员杨荫东说：遇到特殊困难或联系中断，可找王敦瑛寻求帮助。

情报由王敦瑛搜集到以后，经译电员兼交通员李儒珍（王敦瑛妻子）处理，交由夏中和、钱瑾发报。此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情报小组一直存在着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惊险局面多次出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解放后回忆：“在特务充斥的西安，此种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但王敦瑛看起来还是处之泰然，无所畏惧。不过曾有一次，他来看我，神色紧张，说中共在西安的电台被破获，特务还在到处搜查·…”还应该提及的是，王敦瑛的情报小组，曾受到过屈武先生的掩护。1944年夏秋之交，国民党行政院派屈武先生到陕西任建设厅厅长，临行前苏驻华武官罗申对其说，王敦瑛在西安为苏联克格勃工作，是他的人，希望必要时对王的工作予以协助。在时间不长的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任上，屈武先生根据罗申的叮嘱，秘密对王敦瑛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1948年春的一天，王敦瑛参加绥靖公署总理纪念周会，会上胡宗南因特务机关不能破获不明电台大发脾气。会后绥署参谋娄蔚森告诉王敦瑛：“前些日子测向台发觉东大街附近（玄风桥34号在东大街南侧）还有一部不明电台，但始终找不到线索，所以主任发脾气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已在小商店附近进行，形势非常严峻，王敦瑛向莫斯科报告后，停止工作并隐藏了电台。杨才和龙文英夫妇也辗转撤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对杨才夫妇受命在西安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期间的表现，周恩来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予以嘉奖。

此后王敦瑛通过地面交通向苏驻兰州领事馆传递情报直到西安解放。

关于解放后王敦瑛的工作，经周恩来过问，中央电函西安市委组织部，拟调王敦瑛到北京由中央分配工作，后王敦瑛考虑拖儿带女有诸多不便，决定留在西安并被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1952年，受命负责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晒安外国语大学前身），并担任该校副校长。1958年以后调任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1979年6月去世。